《世界知识》成立于1934年,是中国权威的国际问题图书出版社,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它在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它在向世界宣传中国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回顾过去,我仍然与《世界知识》有着深厚的联系。首先,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我走向革命的旅途中,它起到了一定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我不仅是它的忠实读者,我对《世界知识》有着深厚的感情。

加入世界知识协会我与《世界知识》有直接关系,这可以追溯到1950年成立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那时,共和国成立了。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我们的国家应该准备好立即加入联合国,毛泽东迅速组成了一个高级别代表团,这可能是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当时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是代表团团长,著名的老共产党员李一氓是代表团副团长,包括近30名代表、主任、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与张闻天的交接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成为了代表团的数据负责人。然而,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国的席位长期无法恢复,紧急代表团不得不留在北京待命。根据张闻天的指示,在待命期间,重点放在“训练”上,其中一项是写书和写文章,大部分在《世界知识》发表。因此,代表团很快与《世界知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还“敲诈”了时任世界知识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冯,让一群捐助者为代表团盛顿大餐。我也有机会参与其中,与冯、郑森宇等人交了朋友,也开始以笔名为《世界知识》写作。1955年初,张闻天从驻苏联大使的职位调回中国,成为外交部副部长。作为他写作题目和我的作文的小助手,我也被从大使馆研究室主任的位置上召回。张闻天上任后,除了抓紧外交工作、整顿内部事务之外,还决定为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国际关系研究做一些基础性、建设性的工作。也就是说,建立一所培养外交干部和国际关系研究人才的学校、一所国际研究所、一个国家外交和国际问题专业图书馆以及一个专门出版外交和国际问题书籍和期刊的专业出版社。由于他对现有条件的掌握和实际运用,除了图书馆,所有这些任务都在三两年内完成了。这里只讨论出版社的准备工作。成为外交部主管的专业出版社应该承认,成立专业出版社并不容易。主要的不是材料和设备,而是一整套业务人员。但是,张闻天善于利用现有条件。就在他撤出人民大学外交部筹建外交学院时,他从人民出版社撤出了《世界知识》编辑部和第四编辑部,即国际问题图书编辑部,并在这两个编辑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中宣部的领导下。碰巧当时的鲁部长也有意把处理外交和国际问题的两个编辑室分开。时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司司长的姚琴问我,他能否把《世界知识》交给外交部领导,因为他对我的业务非常了解。听到这里,张闻天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当我回来时,我立即向他报告了这件事,并讨论了如何管理它。因此,姚琴代表中宣部和鲁,我受张闻天的委托。经过了解和协商,我认为人民出版社的《世界知识》编辑室和第四编辑室可以分成一个单独的专业出版社,只出版有关国际问题的书籍和期刊。根据张闻天的意见,它由外交部直接领导和管理。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创建了“黄鹏、张周反党集团”。随后,我也被外交部党委认定为“张闻天反党派主要成员”进行逮捕和批评,并受到撤职、降级和缓刑的处罚。后来我被调到劳改队,并同意留在河北省工作。当我在河北省昌黎县从事“四清”工作时,我没有想到外交部会把我从河北省委接回来,接替病重的副总编辑吴来主持世界知识出版社。于是我离开昌黎,到外交部干部处报到。然而,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导演傅浩说他不需要去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他应该回到他原单位的办公室去参加文化大革命。这让我想念世界知识出版社。然而,可以说,我只是乘坐世界知识出版社的船回到北京的。即使幸运的是,根据后来的知识,“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的一些地方是野蛮的,杀害和残害是常见的事情。如果我继续留在“四清”地区,经过内部调查和外部调动,发现我是“张闻天在外交部的主要反党助手”,很可能会引起公愤,即使我没有被打死,也必然会受伤致残。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知识出版社也可以说救了我的命,至少避免了残疾。现在我可以活到90多岁了。我仍然能听到和看到。我可以继续写书和写作文。我不禁受益于世界知识出版社。

“两种观点的介绍”1978年,当我从外交部江西省第57干校回到北京进行考察时,我被临时分配到刚刚复刊的《世界知识》杂志。社会领袖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为每期杂志写一篇文章(前两期是试用版)。大约半年后,在邓小平决定出版撰写a 《世界知识》本书后,我离开了出版社,环翔把我借调到新成立的中央写作小组。然而,我与《世界知识》的联系仍然相对密切,我偶尔会为它写一些文章。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世界知识》发表了几篇文章,驳斥和批评了主流舆论,表达了我的不同意见。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对主流舆论的发展趋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个例子是改变对“南北差距日益扩大”的评估。另一个例子是认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早已取代了“战争和革命的时代”。

南北差距扩大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简称北方,因为它们大多位于北半球)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确实符合战后头三十年到四十年的实际情况。然而,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继续这样说是不合适的。1985年,当“全球化”一词出现时,它可以被视为一个分水岭。从此,世界发展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是经济市场化,二是政治民主化。这两种趋势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就经济市场化而言,在1985年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参与市场化的人数从大约6亿猛增至60亿,整个世界完全商业化了。这一新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的苏联也被列为发展中国家,属于一支新生力量。尽管形势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国仍然习惯性地说“南北差距正在扩大”。当然,它也有团结发展中国家和防范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意图。然而,这一提法已经过时。我提出这个问题后,在国际研究界引起了一段时间的争议。这时,《苏联是怎样变修的》来征求意见稿,我借此机会展开问题,写了一篇长文章。《世界知识》在1994年第8期和第9期上发表了两次,但是我原来的标题《世界知识》被改为《世界知识》。

《世界知识》《时代》杂志也反映了我对时代问题争议的看法。

1986年底,我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理论一度在相对广泛的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仅仅一年后,在1987年底,当尘埃远未落定时,《不能说南北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为1000期纪念杂志举办了一次题为“我们的时代”的研讨会。我应邀出席并发表了演讲。这次研讨会和与会者在1988年第三期杂志上发表的演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应该说,这次研讨会是同类研讨会中的第一次,是对时代问题讨论的公开“展示”。黄翔、陈仲景、童大林、姜长斌、李·和蒲山等许多老熟人参加了座谈会并作了发言。他们中的许多人相继去世。在这个时候写文章又一次让我深深地怀念它们。

继1989年的政治动乱和1999年3月美国飞机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时代已经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观点第二次受到强烈质疑。在众多批评声中,《南北差距的新变化》于2000年7月1日和2日在怀柔又举办了一次题为“反思:一年的‘和平与发展’辩论——纪念010301300专题研讨会”的研讨会我被邀请出席并再次发言。我和你的演讲发表在2000年的第15期杂志上。

除了邀请我参加这两个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世界知识出版社还于2000年5月出版了我的书《世界知识》,并在2000年第13期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相关文章。

自党的十三大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坚持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和时代的特征。鉴于时代问题的重要性,《世界知识》积极宣传和讨论时代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对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知识》的积极推广。有些人认为我研究国际问题已经有50年了,而我在这个领域做出的更重要的贡献是对时代的研究。这当然是奉承。然而,我将永远记得《世界知识》对我研究时代问题的支持。

《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存在跨越了两个时代,它的任务和内容也是由时代决定的。1950年以前,它的报道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战争和革命上。共和国成立后,其主要内容实际上已逐渐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种变化是我亲身经历的。

世界知识制定了一个新的宏伟发展计划,正在实现以深化内部改革、提高质量和效率为主线的战略转型。世界知识将继续发扬勤奋、奉献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开拓图书出版的新天地,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贡献。我希望它茁壮成长,引领读者走向全球化的前沿,普及新的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