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和坏人的混淆,官员高等教育背后隐藏的隐忧

从我国干部选拔制度来看,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精英人才,他们是逐层选拔、逐级提拔的。他们的智商从来不低于普通人。学习并不难。不过,问题的症结在于,正处于事业巅峰、忙于事务的官员,是否有足够时间完成学术教育的必修课程。他为自己写论文了吗?这一点,再加上官员们在前线作战的事实,自然导致人们对官员们在学校所花的时间和他们获得的必要学分,以及他们是否亲自完成了他们的论文产生怀疑。难怪有人质疑官方学术证书的含金量甚至真实性。

事实上,更严重的问题是高学历化官员可能带来诚信问题。这是因为论文的基本要求是“独立完成”,并在论文的特定页面上签署原始声明以确保其真实性。如果论文不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的,而是别人写的,而且他的名字在论文的“原创性声明”上签了名,这绝对是典型的学术造假。如果重新考虑权力地位与实际撰写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涉及权力腐败,这完全是学术不端行为。这可以追溯到官员工作的性质,甚至可以触及官员行政的完整性。这显然是高学历化官员背后的隐忧,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思考,必须认真对待。

不能不加区别地对待高学历官员。

虽然高学历化官员背后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但这种现象也应该得到理性对待。对其视而不见显然不利于净化学术和教育环境,不利于公平公正地分配教育资源,也不利于官员追求高学历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然而,妖魔化高学历官员显然不符合客观合理的标准。

首先,不能以偏见的方式对待高学历官员。不可否认,一些官员是出于功利主义心态或“面子工程”而追求更高的学历。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甚至展示了一种现代学习和写作的现象。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学术教育的基本规律,没有重视学术教育的严肃性。这些人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但是,我们必须理智地看到,也有一些官员认为,缺乏旧知识阻碍了实际工作中工作质量的提高。因此,他们打算通过提高学历来增强学习意识,增加新知识的吸收。这是自我压力。同时,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可以真正消除各种干扰,努力协调工作与学习的关系,寻求工作与学习的最佳平衡,不仅要尽量减少学习对工作的影响,还要尽可能不干扰工作应有的学习计划,最终实现工作与学习的双重收获。因此,由于一些人的原因,所有官员都认为在职攻读学位是完全不合适的,甚至被妖魔化。这不符合观察和认识事物的客观性。

其次,是干部任用制度缺乏科学设计,导致官员追求高等教育,形成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应该说,官员渴望获得高等教育的原因是干部任用制度设计的客观要求的结果。21世纪初,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甚至成为录用国家公务员的必要条件,其中博士学位更成为选拔司级干部的首要条件。这种对“干部知识”的高要求,客观上导致一些学历较低的官员担心在今后的职务晋升中会出现“自卑”,以免成为阻碍晋升的短板,从而选择提高自己的学历。客观地说,学历要求是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对人员文化素质的一种“量化”,也就是说,学历要求是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对人员文化素质的一种“量化”

从各个时期和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高等教育并不代表高智商,尤其是高能力。因此,如果追求高等教育不成为官场升迁的显性或隐性规则,至少对学历和制度设计的认知应该是客观和理性的。

首先,组织应在选拔任用制度设计中摒弃“高等教育更好”的简单理念,树立正确的选拔任用学历观,即理性、客观地认识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并将其体现在实际行动中。虽然在正常情况下,教育背景和能力是成正比的,但它们绝不应该是绝对的。众所周知,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俗话说,技术领域有专长。理论来自实践。尽管学历低,但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官员并没有影响他们成为某些领域的专家或优秀的企业家和经理。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几乎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成为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杰出领导人。因此,在官员选拔任用制度设计中,组织应从源头入手,科学理解学历与具体工作能力的辩证关系,以免官员因任用制度设计不科学而成为追求高学历“不纯目的”的追求者。

其次,官员应该理性对待自己的学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学历。如果由于工作繁忙,他们真的无法进入学校获得更高的学历,他们应该通过自学和丰富的实践见解和总结来提高自己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从实践中寻求知识和实践能力。然而,如果一个人真的觉得有必要通过在机构中进行系统的科学和学术培训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教育水平,他就必须在工作和学习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甚至做出选择。一个人必须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学生,并努力成为一个好学生的理念是“磨刀不误砍柴”。当他完成学业回来后,他会再次外出,等待组织的调查和任命。否则,一个人必须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用扎实有效的工作来展示自己的价值,而不是依靠文凭来做皇帝的新衣。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些知名大学深深意识到,如今博士学位含金量低的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批评,影响了学校的声誉。因此,2011年取消了在职博士学位的招生制度。一些高校也收紧了博士生的招生条件和考试,导致一些官员望而却步,大大减少了官员“混淆”学历的机会。最后,应该指出的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提高官员的学历方面也应该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即不应该在不降低标准的情况下给官员提高学历开绿灯,而应该平等对待入学考试、教学培训和毕业考试等各个方面。这样,既维护了学历竞争的公平性,又维护了学术本身的严肃性和学术殿堂的尊严。既没有为官员学术腐败提供温床,也没有为学术腐败提供机会。